医患矛盾不是医疗市场化过度的结果，但也不简单的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而是需求高度市场化、供给仍然计划化的结果。医疗市场的确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的理由。没有理由相信政府能比市场更好解决信息不对称。必须认真甄别哪些项目该政府做，哪些该市场做，需要政府做的又该介入到何种程度。
近年来，医患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医患矛盾突出表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医药回扣、红包问题以及医生与患者的直接冲突等方面。为什么经过不断的医疗改革，医患矛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有加剧的趋势呢？政府主导派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品属性等原因，市场无法有效解决医疗问题，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过度市场化与政府管理职能缺失。市场主导派又认为，医疗卫生行业的问题在于市场化不够，竞争不足，仍然具有垄断特征，政府主导的医疗必然会导致医疗卫生产品供给不足与资金使用低效率。
不否认，部分医疗服务具有公品的属性，但是更多的其实属于私人产品。为什么市场在解决其他私人产品的时候很有效，解决医疗私人产品的时候就失效了呢？部分公共医疗产品与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的确为政府介入这一领域提供了可能。但外部性并非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在医疗卫生供给中应当具体介入哪些项目、介入到何种程度?其决策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又如何？医疗服务确实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性。对于病人来说医院、医生是代理人，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然而管制的官员也是代理人，并且是没有竞争约束的代理人，他怎么有积极性维护病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政府主导派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给出好的回答。可是市场主导派也解释不了，经过不断的医疗改革，按说总体上医疗是向市场化方向走近了，为什么医患矛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有加剧的趋势呢？
无论是市场派，还是管制派，都没有清楚指出，中国医疗市场不是一般的市场化不足，而是需求高度市场化、供给仍然计划化的问题，而红包和医药回扣其实是一个铜钱的两面。管制派没能指出政府管制与以药养医、医药回扣和医生红包之间的内在逻辑，市场派也没有讲清楚。政府管制必然产生以药养医，以药养医本质是高估药价、低估医价，因此医药回扣就无可避免，红包现象也无可避免。而在政府管制的以药养医模式下，红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是医生道德沦丧，它不过是对于扭曲的医疗价格的纠正，反而有利于医疗技术的提高。
在我国，看病费用仍然居高不下，因病致穷或因病返贫的现象依然普遍。[6]与此同时，候诊时间长，专家号难挂，尤其是二、医院均存在“三长一短”的现象，即诊前挂号候诊时间长，就诊中化验检查等待时间长，就诊后收费取药时间长，然而医师实际诊疗时间短。看病等待两三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要找专家看病，得凌晨就开始排队。[7]
人们只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却没有去深入思考，“难”和“贵”是一对矛盾，在市场条件下其实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需求定律讲：价格高，需求量少；价格低，需求量多。“难”是需求量大、供不应求，这意味着价格一定是低的，就不应该“贵”。“贵”是价格高；价格高，需求量就少，就不应该“难”。因此，既“难”又“贵”一定是破坏市场的结果，而不是市场化过度的结果。可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较，无论如何中国今天的医疗体制是向市场化方向走了一大步，怎么“看病难、看病贵”反而还显得突出了呢？
答案是：中国的医疗体制不是简单的市场化过度，也不是简单的市场化不足，而是需求高度市场化，供给仍然计划化。正是这供需不匹配的市场化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
从需求一方来说，三十年年均9%的高增长，人民收入有了大幅提高。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旅游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会上升。这意味着医疗需求大幅增加。医疗改革前人们必须到单位所在的卫生所或者医院治病，只有经过单位卫生所和医院同意，才能到更大、更高一级的医院就诊。但是单位卫生所和医院常常是缺医少药，这事实上是对于医疗需求的管制和压抑。医疗改革后，医保在全市、全省统筹起来，虽然只是指定的医保医院，但毕竟患者有了一定选择权。这释放了医疗需求。医保的钱由于没有别的用途而价值下降，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公产性质，患者倾向于多花。这也放大了医疗需求。
从供给一方来说，由于存在进入管制，审批手续繁杂，民营医疗机构数量严重不足；在医疗保障方面，很多民营医疗机构不被纳入医保体系，而且绝大部分民营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无法参加职称评定，导致难以吸引优秀专业人才，使得民营医院在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发展严重滞后。这从两类医院中从业人员数量可以间接得到反映。
而公立医院这一块，由于其固有的产权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激励不足的问题。这势必产生优秀医生的供给不足。并非公立医院缺乏投资激励，而是缺乏投资人力资本的激励。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公立医院中，领导者热衷于盖楼、买设备，却不愿意投资人力资本，员工不容易有高工资。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在领导者不能合法拥有或者分享医院利润的前提下，盖楼、买设备与个人利益才兼容，而投资人力资本与个人利益则不兼容。
一边是需求大幅增长，一边是供给被压制，“看病难、看病贵”于是产生。但这不是市场化的错，而是市场化不彻底的错；不是政府做少了，而是做多了，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由于价格受到管制被压低了，全世界的公立医院或多或少都存在看病难的问题。在国外甚至有做个手术要预约等待好几个月的现象。私立医院看病可能贵，但是不会有看病难。
需求依赖于收入，贵本质是一个主观价值问题。需不需要，贵不贵，不同收入的人，要求和评价不一样。如果放开管制，谁都可以开诊所，“看病难、看病贵”就不可能发生。例如解放前有大的西医院，也有西医、中医的私人诊所，还有中药铺子的坐堂中医、街面上的江湖郎中，愚昧紧了还可以找神汉，就不存在啥看病难、看病贵。如今看病谁都没的选，只能去政府批准的医院，看病不难、不贵才怪。因此，必须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会，而这与政府管制格格不入。现实生活中，开餐厅是自由的，于是我们没有见到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开制衣厂是自由的，于是我们没有见到穿衣难、穿衣贵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贵的餐厅、贵的衣服，而是也会有便宜的餐厅和便宜的衣服，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做选择，各得其所。
然而“黑板经济学”告诉人们，医疗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会有“供方诱导需求”或称“供方诱导消费”的问题，即医生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病人过度利用医疗服务，从而谋取私利,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管制。而且还认为，医疗有很高的技术门槛，如果不进行管制，谁都可以行医，那么医疗事故就不可避免，严重的情况医死人都会出现。
对于病人来说医院医生是代理人，可能会损害病人的利益，可是管制的官员也是代理人，他怎么有积极性维护病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认为市场会失灵，那么更加有理由认为管制会失灵。毕竟，没有管制，那么会有进入者来约束医院和医生的行为。甲要1000块钱一个月才能把病治好，乙500块钱一个星期就能治好，那么病人就会到乙这里来。但是管制者呢？有那么容易找一个新的替代老的管制者吗？
当人们认识到克服契约失灵需要集体行动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唯有政府才是民间盈利性组织的替代品。这一认定没有考虑到“政府失灵”的问题。实际上，集体行动包括两种：自愿性的和强制性的。只有当强制性集体行动需要时，政府出面才是必要的。认识到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要求政府行动是极其重要的。医疗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过度医疗问题，不应靠政府管制，而应靠开放市场、强化竞争来解决。
大众和“黑板经济学”者不容易明白，一切经济关系本质是利益分配关系，后者又是一个价格问题。一切的价格都有名义价格（货币价格）和实际价格（货币价格与非货币价格之和）之分。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实际价格而不是名义价格；供求关系不变，实际价格便不变。人为可以把货币价格压低，但是非货币价格一定要上升，其结果实际代价并没有改变。看病的费用支出是一种价格，供求关系不变，那么绝不会因为多了一个管制就可以变得便宜。“难”就是非货币价格，“难”代表的排队时间、找关系托人的人情，这些都是代价。把这个代价考虑进来，实际价格并没有变得便宜。即使有所便宜，那也一定意味着医疗质量的相应下降。
没有管制的医疗市场会有医疗事故发生，可是管制之下照样有医疗事故。事实上，医疗事故是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管制的医疗市场医死人的可能性或许会比有管制的医疗市场高一些，但这是以普遍的“看病难、看病贵”为代价取得的，代价远大于收益。
同样的道理，发生在当今中国的“上学难、上学贵”、“难、贵”也都是管制的结果。今天教育、金融出现的众多问题，都不简单地是市场化的错，而是市场化不彻底的错——是需求市场化、供给计划化的错。当然市场有效运行是有条件的，这一点我们也要清楚。第一，要产权清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前提就是市场主体产权清晰、签约自由；第二，要有严格的法治；第三，要有好的信息披露，这要求有新闻和言论自由。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今年5月起，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患者在入院时要与住院医生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可见，红包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一切有价值的服务都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不是哪个人规定的，也不是哪个机构和部门规定的，而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医生的医疗价格也由市场供求决定；供求关系不变，价格就不会变。如果人为把明处的、合法的收入压低了，那么暗处的、非法的红包就会出现。红包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医生的合法收入被人为压低了。
由于公立医院的管理者不能合法分享医院利润，其利益最大化与医院利益并不天然一致，必然会出现热衷于盖楼、买设备，但却不愿意投资人力资本，增加员工工资收入的现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国医院之间有效的竞争手段仍然是购买高新设备。
政府管制则会加剧压抑医生合法收入。早期的管制理论暗含了一个假设，就是管制者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管制者仍然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管制者必然具有扭曲价格的激励。只有扭曲价格，管制者才有机会寻租获利。但是管制者不会抬高医价，因为医生不会把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拿去回扣给管制者。即使愿意这样做，也由于医生分散的缘故而在实践上不可行。管制者会对药品生产和进入市场诸环节进行管制，并且抬高药价。药商则拿高出均衡水平的价格进行行贿以获得许可。这样做也与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利益一致，他们也需要从中寻租，因而在实践上就有了可行性。
总的医疗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不能改变，抬高了药的价格，就必须压低医的价格。具有中国特点的“以药养医”模式于是产生了。“以药养医”就是高药价、低医价的直接表现。红包于是因此而产生，而与红包相伴随的一定是医药回扣等行为，这是一个铜钱的两面。
我国药费在医疗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一直远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如2011年医院住院患者的人均医药费用增长至6632.2元，其中药品费用高达2772.3元，占总体医药费用的41.8%。蒋明欢等利用WHO/HAI调研手册制定的标准化方法，对陕西省120家公立医院所售的38种基本原研药品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公立医院所售的原研药零售价非常高，其中价格比指数MPR大于10的常用原研药品有7种。
药品的价格随着时间推移，会因为国际比较而变得透明，管制者就会面临公众要求降低药价的压力。但厂商与管制者有规避的办法。厂商不停用旧的成分生产新名字的药，而新药又总是能得到管制者批准。这样，我们就在中国观察到，不断有昂贵的治疗用旧药也能治疗的病的新药，可是却少有能治疗用旧药不能治疗的病的新药。实在没有办法这样做，医院就给你过度用药。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