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面临着严重的下行压力，一些地方财政吃紧。特别是一些外向型城市，像深圳、东莞尤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般人认为一是西方国家的打压制裁，造成出口和进口双滑；二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关门、倒闭，引起需求和供给双降。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最近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在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经济的病在房地产”，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姚洋也认为现在的房地产救市措施力度不大，不彻底。这还是表层的问题。我认为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层次原因在于“事业产业化，产业金融化”。本来应该由政府廉价或免费提供的公益事业反而成为疯狂追逐利润的产业；本来应当以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为第一目标的产业反倒成为疯狂融资的标的，企业无心经营和管理，只顾一味圈钱，曾经的海航、现今的恒大、河南的新财富集团、广东的雪松控股……，无不如此。这是真正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病根所在，需要根本解决，也正在纠正。

　　事业一般指应当由国家廉价或免费向社会公众的公品，有的情况下也包含自然垄断行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用事业）。《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第20 条规定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文化艺术事业。这是国家应当保障的最重要的四大事业，正是因为如此，机构改革不管怎么改，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文化部始终是不能动的，因为提供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公路、通讯等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垄断经营，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也将其视为公用事业。

　　事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作为公品面免费或廉价提供。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存在事业产业化的问题，最为典型的是教育事业产业化和医疗卫生事业产业化。

　　教育是一种准公品，应当由政府将之作为一项事业来提供。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曾经出了大问题，过度市场化、产业化。教培行业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中小学教师课后纷纷参与课后辅导市场，发展到课堂不讲课后讲，将课堂知识传授偷梁换柱为课后有偿服务，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蜕变为利欲熏心的个体户。如此师德怎么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主义人，只能教育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任正非说，最好的国防，在小学课堂上。教育烂了，整个根也烂了。法律规定中小学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对学前教育没做规定，结果社会资本趋之若鹜，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大赚其钱，一些高档幼儿园入托费高达几十万，家长们仍然乐于供奉。幼儿园一度成为暴利行业，竟然产生如红黄蓝、博世乐、昂立教育、21世纪教育等多家上市公司，还有一些上市公司也转行来投资幼儿教育产业。

　　教育产业化看似是一个社会问题，实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使每一个家庭背负沉重的负担，使得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经济发展后继无人。

　　医疗之所以成为一种事业，作为公共服务由国家来提供，一是因为医疗具有伦理性，不适宜市场化；二是因为现代法律将其拟制成公品。

　　医疗不同于普通的消费行业。消费者到菜市场买菜，是买萝卜还是白菜？到车市买车，是买新能源车还是买传统汽油车？都是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经营者来决定。但是患者到医院去看病，吃什么药？要不要住院？要不要动手术？患者自己决定不了，要由医生来决定。这和普通的买卖关系不一样。有人说这是一种代理关系，医生代理患者做决定。但在民事代理关系中，决定权在被代理人这边。显然用民事代理理论解释不了医患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患者基于对医院、医生的信任，把自己身体状况的诊疗权委托给医生，医生受委托决定来决定治疗方案。信托关系不同于代理关系，决定权在受托方。但医患关系中，要不要治疗？住不住院？动不动手续？最终还是由患者来决定，医患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信托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准信托关系。

　　正是因为医疗的准信托性质，患者的诊疗决定权掌握在医方，患者的健康乃至生死都被捏在医生手里，要求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必须有仁爱之心，讲良心，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丝毫不能偏离治病救人的天职。正是因为如此，医生被人们敬为拯救苦难的白衣天使。所以，医疗是一种人道主义事业，是一种伦理性很强的职业。手术室里、无影灯下，医生到底有没有尽职尽责，只有医生自己知道，完全靠内心操守、职业伦理约束。应当绝对禁止医院、医生追逐利润。正是因为如此，医学生开学第一天就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并终生遵守。每个医院都设立伦理委员会，对医生、医疗行为进行伦理审查，保障医生正确履职。美国卫生法上有一个“Corporate practice of medicine doctrine”原则：禁止企业介入医疗。因为企业是追求利润的组织，如果由它来办医院，医生必然在利益驱使下偏离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怠于履行对患者忠诚的义务。美国的医院必须由懂医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举办，通常是教会、医学院校、医学专业人士组建的协会与基金会来举办医院。

　　健是患者的个人事务，医疗本质是一种私人产品，由患者自己负责。但晚近出现的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高公共服务，如法国的社会连带法学派代表人物狄冀认为应当用公务概念取代主权概念，国家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德国的公法学家福斯多夫提出给付行政理论，认为国家要对公民尽生存照顾义务。受现代公共行政服务理论影响，英国伦敦大学校长贝弗里奇1942年提出《社会保险报告书》，提出建立福利国家。1945年英国工党通过支持《贝弗利奇报告》击败丘吉尔赢得大选，先后通过了《国家健康服务法案》《国民保险法案》《家庭补助法案》，开始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国民福利制度。医疗通过立法被拟制成公品，《国家健康服务法案》规定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所有居民享有免费医疗与护理，医疗费用由国家直接向医院支付。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过一篇学术随笔《霍金的卓越人生与英国的医疗护理制度》，认为没有英国国家免费护理制度，高位瘫痪的霍金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的。现代国家立法都采纳了公共行政服务理论，将医疗拟制为公品，由国家免费或廉价提供。

　　鉴于医疗的伦理性（医患关系的准信托性）和拟制公品属性两方面的理由，其只能作为一种事业来运营，不能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

　　如果允许把医疗办成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医院、医生必然偏离治病救人的职业操守，想尽办法开高价药，开不必要的检查，动不必要的手续，隐瞒、欺骗患者，乃至成为手术台上的屠夫。我国九十年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出现了性病游医到处承包公立医院、部队医院科室的荒唐现象。2009年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医疗重回事业的轨道。建立了全民医保制度，并不断改革，试图有效降低公民医疗费用。2019年出台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事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但是医疗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倾向一直存在，逐利性甚至日趋严重。公立医院尽管在制度上定性为公益事业单位，但是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医疗服务收入，财政拨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医院除了要养活编制内的医生，还要聘用编外大量。医院必须尽量增加收入，才能不断提高医生待遇，保障所有员工正常收入，维持医院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名为事业单位，实则为营利性机构、产业化组织。医院、医生为了创收，想尽办法开大处方、多开化验检查单、做不必要的手术。屠夫医生刘翔峰正是医疗事业产业化形成的怪胎。以来，中央开展了常态化的反，但医疗领域的反腐却似轻风细雨。或许正是刘翔峰事件引起的极大民愤引发中央对医疗的关注。2023年5月，国家卫健委等14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又召开动员会指出，要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医疗反腐行动，掀开的医疗黑幕令人震惊，云南一家医院采购一台设备原价只要1500万，医院主动加价到3520万，院长受贿1600万。谁也没想到公立医院也存在刘翔峰这样的屠夫医生。医疗反腐正是对公立医院产业化弊病的纠正。

　　医疗的伦理性和拟制公品属性本不允许医疗产业化，不允许营利性医院存在。但我国政策一直允许乃至鼓励民营资本创办营利性医院。结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1条第1款、第3款来看，法律仍然是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营利性医院。如前所述，如果让医院追逐利润，患者人身健康在医院时刻有受到侵权损害的危险。上世纪九十年代长沙的相声大师大兵唐卫国曾经创作过一部作品《并非讽刺医生》，说一位医师在手术台上问患者要不要打麻药、手术刀要不消毒、要不要止血，术中趁机提高价格。2019年医疗领域的扫黑除恶行动中，发现民营医院中普遍存在比刘翔峰行为严重得多的不必要检查、虚构病情、术中加价等过度医疗、医疗欺诈、强迫医疗的行为。相声中的笑话成为活灵灵的医疗现实，对营利的过度追求使得我国的民营医院成为天大的笑话！

　　比事业产业化更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是产业金融化。产业金融化是指普通工商企业无心专注产品开发，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是将产品和服务作为标的不断融资，反复圈钱，把占有更多的资金作为唯一目的。本来应该尽心尽力做好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在做大做强甚至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想着怎么能够更好赚快钱、圈钱，而进行无限制的融资、扩张。

　　产业金融化使得企业丧失创新动力，不能产生高水平产品，在实业上缺乏国际竞争力。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圈钱者本意就不是要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一开始就做好了恶意侵吞他人资产的打算，恶意挥霍公司资产，当资产堆积到满足其贪欲程度时，便以各种眼花缭乱的手段侵吞、转移资产，用股东有限责任制度逃避个人责任。恒大就是最大的圈钱公司，许家印凭借其超强的蛊惑能力一心圈钱，无心产业，地产、汽车、冰泉等产业只是他融资的标的而已。中国经济的产业金融化问题可以称为“恒大病”或“许家印病”，恒大是中国经济体里面的癌细胞。这些圈钱公司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民众手中累积的财富搜刮殆尽，民间消费能力、投资能力极度萎缩，拖累了中国经济。这也正是最近拉动投资、消费政策不能凑效的根本原因之一。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产业过度金融化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引发，对我们几乎没有产生警醒作用，我们掉进了同一个陷进。正如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教训。”

　　非法集资是非法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早期民营企业因为难，因发展生产需要，向企业内部职工借款，并逐渐扩展至社会。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企业尝到甜头后，开始以借贷为业，违反《商业银行法》第11条，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爆发出非法集资大案，北京沈太福因非法集资13.7亿、无锡邓斌因非法集资32亿被判处死刑。由于金融监管部门怠于监管，非法集资逐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各行各业、社会稍有能耐的人都明地暗地进行非法集资，日常的商业销售行为都被包装为融资行为，美容理发店冲在非法集资的最前线，每一个顾客都被劝说办卡、充值。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了一个《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列举了10种典型的非法集资行为，但现实中非法集资的花样远不止如此。非法集资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产业链，在城市街头租赁店铺公开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一些地方深陷中，引起了社会局部动荡，政府不能正常运转。2008年的湘西非法集资涉嫌34亿，e租宝非法集资700多亿（实控人丁宁挥霍380多亿），雪松控股涉嫌非法集资200多亿，盛大金禧涉嫌非法集资200亿。非法集资社会化，借钱不还者振振有词，借钱成了的代名词，社会信用荡然无存。

　　早在2007年，中国第一家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其模仿海外的P2P平台，撮合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关系。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