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教监管厅函[2021]3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班的学科类别和非学科类别，

　　3号文件是对不久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基本精神的具体落实和针对性执行。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对现有培训市场诸多乱象的纠偏和治理，尤其揭示出背后的【教育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学生家长发出预警，要认真并审慎对待教育投资这件事，不要成为教育资本化的【学位奴】。

　　市场经济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动力，大国崛起的功勋，无可厚非。但有两个领域的市场化，教育和医疗，必须要有着强烈的“底线意识”，需要慎之又慎。

　　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领域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不可逆性，试错成本极高，故而不能轻易用市场经济的价格信号、竞争机制来简单满足。

　　试想一下这两个场景：砸给医生一百万、二百万、五百万，让他治好癌症，否则就让他倾家荡产；砸给老师一百万、二百万、五百万，让他培养出一个哈佛全额奖学金，否则就让他身败名裂。是不是极为荒唐？

　　然而几十年来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商业化，一方面确实是推进了教育事业的规模增长并满足了大众化需求，但另一方面助推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挑起了【教育内卷】，造成的隐患更深层次，杀伤力更顽固持久。

　　《虎妈猫爸》《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等热播剧，都在反映各教育阶段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无论是这些引人瞩目的焦点亦或是关于各地超级中学教育问题的热议，哪个问题拎出来，背后的根源都必定会归为教育市场化以来过度的商业化、资本化。

　　而“双减”《意见》和3号文件，正是从国家教育事业的高度，认识到教育市场化的红线、教育的公益性与商业性的临界点，是通过公权力强制阻碍教育过度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校内教育不作为、校外培训机构良莠不齐、教育成本激增、学生竞争压力巨大、攀比效应、社会焦虑等等。

　　号称“中国第三、西部最大”的“第一高中教育集团”在2021年年初赴美上市，这个拥有19所学校、2.5万学生的产业实体，取得如此傲人的融资业绩，背后看到的反而不是教育的胜利，而是资本的胜利。

　　试想这样的【真·资本实体】进入了国际资本市场，在激活、盘活了更大规模的资源后，资本增长一定是它几乎唯一的关注点和唯一的评价机制，而教育使命只能是越来越远。这样的资本扩张的逻辑势必会向下高强度施压各个学校无所不用其极地输出应试成绩，从而造就教育培训行业的攻城略地、野蛮生长。

　　大名鼎鼎的衡水中学，其“衡中”已经成为一种“事件营销”的品牌案例，到全国各地进行分销和兜售，这已然与教育关系不大了，把中学替换成餐饮、制造完全没差别。基础教育在资本的眼中，慢慢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产品项目。

　　基础教育投资的真正责任主体是每个家庭的家长。中国的家长是全世界最悲催也最可敬的，拿着全世界中等的工资，支付世界的教育费，也承受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未来焦虑”。这份沉重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基础教育的过度商业化和教育的资本化倾向。

　　中国家长为子女支付的教育投资，有这样三个板块非常耐人寻味：其一是基于盲目从众或攀比而支付的【智商税】；其二是铺天盖地的教育机构商业宣传以及“别人家的孩子”展现出的“先进事迹”带来的压迫感和恐惧感，从而支付的【焦虑税】；其三是基于对孩子未来可能依旧不成才、自己也无悔无愧而支付的【免责税】。

　　可以看出，这三块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并非是对自己的孩子在充分地了解、科学地分析和系统地培养基础上制定的教育投资计划，从家长的角度是一份没有回报的沉重负担，从社会的角度是一次财富的【非正常转移】，是教育不公平现象的一次严重的【并发症】，并且在近年集中爆发。

　　这次病症的集中爆发，有家长主观个体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宏观层面的原因，即几十年来教育过度商业化和资本化，漫过了教育事业本该坚守的红线，入侵了教育活动应有的公益性、人文性，扭曲了教育资源的遴选、分配等诸多公平。

　　国家宏观政策力挽狂澜，开启了对教育资本化陷阱的杀伐决断，教育事业必将迎来重建秩序的良好局面。作为社会一份子，每个家长当然要拥护响应。同时，对于政策揭露出的教育资本化引发的资源分配不公、教育内卷等，每个家长要在认清的基础上，重新理清子女教育的思路，从而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未来走向。

　　家长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问题意识——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让孩子过什么样的日子。教育的本质是塑人、树人，过度商业化必然带来人的工具化，而且还是全景式、全方位的工具化，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为这个庞大商业链条上的零件，“集体无意识”地被榨取利润。作为教育费用的承担者，教育资本的收割对象，家长确实不能迷失，在做任何一笔教育投资时，都要对子女教育目标有个清晰而适度的预期。

　　①学科补习型：这一类指向基础教育最核心内容，关乎未来升学，缺啥补啥即可，这类教育投资往往是“点对点”的任务型。

　　②特长培养型：这一类指向专业素养和特长爱好，因此要分别对待：如果确定想让孩子从事专业，可集中系统性培养，如乐器类，目标是专业艺术院校和全职；如果想让孩子具备某种特长，可视条件和精力酌情培养，目标是业余爱好和兼职。这一类教育投资是“网状”的系统型。

　　③成长型：这一类指向的是身体发育与成长，如体育类、舞蹈等。这一类教育投资在确保科学、安全的基础上很有必要，而且往往集中在发育期，有阶段性而没有后续性，属于“一朝学会、终身不忘”，大可放心安排。

　　带着这个明确的教育目的，大家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期待，家长与子女、教师与学生，就会呈现自然、轻松、健康的关系形态。这样的教育投资，给孩子未来谋划的是“职业+爱好+生活方式”全方位的高质量，而不再是什么“人上人”这种廉价而扭曲的价值观。家长有了明确的教育投资观，就不会轻易成为教育资本化的牺牲品和奴役对象，至少在博弈中，资本实体就要有所顾忌，通过调整更加趋向于长期性和平衡性。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教育的过度商业化和教育资本化，一方面自然需要国家出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降维”治理，另一方面仍需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对教育投资不断理性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自我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已经像抑制“住房恐慌”一样抑制“教育恐慌”，那么家长也要相应地调整教育投资的心态，提高认知水平，摆脱【学位奴】困境，成为独立自主培养下一代的话事人。